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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者按: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之际,《精神的魅力》第一辑出版。值此12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2018》,展现百廿年来的“北大精神”,作为一份独特而深情的校庆献礼。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今天我们与您分享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的文章。

我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9年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工作;1998年7月又回到历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此后留校工作至今。在北大求学与工作的近三十年间,我遇到过多位老师,耳濡目染地体味着母校的精神和师德的魅力,然最值得我怀念的则是本科“导师”成汉昌教授。

1981
年秋,我中考失利进入山东诸城一中学习文科。可能因为算是当时的“学霸”,1983
年高考后,尚不知分数的我,被校长和班主任报考了北京大学;又可能因为高考语文失利,我最终被第二志愿的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录取了。那年9月8日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一列来自青岛的绿皮火车把我载入北京,命运从此就跟北大结缘。

初入燕园,度过了好奇与新鲜感之后,这里的湖光山色,并没有抹去我们这些乡村学子的茫然和惶惑,以至于入学一年多以后,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北”。只是在与高中同学的频繁通信中,才找回一份北大的优越。1984年秋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35周年的游行队伍并忘情地喊出“小平您好!”的口号,又体验到了作为北大学子的自豪。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自己在学业上的困窘和专业上的彷徨。

考到北大我是幸运的,但被选学历史专业又是我最大的失落,甚而至于感觉是一大耻辱。这不但表现于自己学习古代史课程时所感到的枯燥和困惑,也体现在我们本科四年别无任何专业选择的无奈,还展现于别人眼光中对于我们的漠然。一年多来,无数次五四操场上的徘徊、多少回博雅塔下的彷徨,每每伴随着沉醉于未名湖海底的畅想……这就是那时反复吟诵刘再复的《王国维之死》(《诗刊》1983
年第3
期)以及偏爱阅读弗洛伊德书籍的心理与精神原因吧。处于青春期而几近抑郁的我,在那时曾是多么期盼一位北大的人生和学业“高人”,来指点自己的迷津呀!

1985年春季的大二下学期,我们的“中国现代史”必修课程,迎来一位40岁的年轻老师成汉昌副教授。在每周两次共四个学时的时光里,在外文楼的大阶梯教室里,我从他充满热情风趣的讲授和最为认真的课堂笔记中,学习到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和曲折复杂,并随着阅读课外参考书目,渐渐地培养起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专业理念与兴趣,初步摸索到历史学专业学生将来可能光明的就业前景。

我也从他吐着白沫的嘴角和课间的抽烟小憩及与我们的闲谈中,感受与体验到北大青年教师的敬业和辛劳。带着这份兴奋与感恩的情结,自己在期末考试中,居然取得了入学以来最好的专业课成绩,隐约间感觉找到了中国现代史专业的兴趣点。成老师带给我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春天!

接下来的大三上学期,我继续选修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现代史的三门课程,丰富了对于现代史料、人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到了下学期,成老师又给我们开设“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史”必修课程,主要讲述建国35年以来新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变迁。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同学们而言,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终于感受到历史原来就在我们的家乡和身边,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好好进行一番研究的欲望。

在完成这门课程教学的基础上,1986年的暑期,成老师趁热打铁,先是通过关系争取到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大力支持,然后动员和组织我们班级的农村同学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带领城市的同学们,共同进行社会调查活动。我带着来自北京、太原的两位女同学,回到了诸城,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到一些村庄和城镇进行了为期两周多的调查活动。从父老乡亲们不无艳羡的目光中,从我们完成的一大本调查作业和成老师给予的好评中(这些成果后来被收入他主编的《中国当代农民文化》一书),我更体会到了作为北大学子的一份专业自豪。

秋风过后的大四,该是收获的时节了。但自己的未来前途与就业如何选择?我带着这个纠结,到系办公室打听到成老师在蔚秀园的家门,当面去向他请教了。面对着这个不速之客,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书房里,抽着香烟的成老师告诉我:“你如果不想回山东老家而想留在北京工作,只有尽快准备考硕士研究生;我系的中国现代史专业招生人数有限,你可以报考我校中国革命与建设研究中心的中共党史专业,因为它们没有本科生竞争,且就业前景也好。”

我听了他的建议,为了改变被分配回到山东的命运,在那个学期拼命地复习课程,终于在寒假考取了研究生。大四下学期,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又自愿选择成老师指导,完成了《南京政府与济南事件》的写作;经过教研室老师们的审查,他给了我92
分的优秀成绩,论文备存于北大图书馆。从一个不喜欢历史专业到完成一篇本科生优秀论文,我自认大学四年没有白过。

带着这份收获后的自豪感,1987年夏季,我在历史系高高兴兴地毕业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入学以来的那些忧郁、愤懑和惶惑,而今一扫而光;隔壁三院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研究中心咫尺之遥,新的生活马上开始。在燕南食堂的毕业欢送晚宴上,同学们发现不断抽烟的成老师也喝大了,还一再叮嘱我们常回家看看。

在我短暂的研究生期间,当时已是历史系副主任的成老师,自己不招研究生,却在学业上给予我可能的研究机会。他为要主编一本《海峡两岸中国现代史研究之比较》的计划,争取到一些经费,资助我和历史系的两位研究生,在1988年暑期专程到广州收集台湾方面的资料,并写信委托他的大学同学范先生照顾我们在那里的生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硬卧火车到南国广州,我们三位同学还借机跑到深圳去开了一次眼界。

1989年春天,我在北大研究生班毕业,最终又在成老师的建议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从事军事历史研究。不久他又请我回到系里,参加自己主持的一个“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计划,并安排我承担20世纪中国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任务。

金沙澳门官网,我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自己的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尚需继续提高,于是便萌生了年轻之际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当与成老师商量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深造,并说北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力量较弱,可以优先选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博士,那里大家云集、资料雄厚,且与我们单位的研究氛围相称。

1995
年春节后,成老师因为高考命题而被圈禁在西山某军营大院,那里离我单位很近,他就溜出来找我,请我回家给他带一瓶白酒来喝,说是去年评上教授了高兴。当我们在大院门口交接的时候,他夸我穿着军装真帅,并预祝考博成功。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3
月17日周五的下午,不满50岁的成老师猝然英年早逝。

我在校医院面对他冰冷直挺的遗体欲哭无泪,又因参加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考试而未能去八宝山最后送别。从1985年春季跟着成老师学习中国现代史课程以来,直到他1995年春天去世的10年间,为着自己的学业和研究,乃至于前途、就业和个人生活等方面,我跟他之间不知有过多少次交往。只记得在蔚秀园他那间逐渐扩大的书房里,只要开着门、亮着灯,那就是我们师生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预约。

我在北大历史系本科四年,只有频繁更换的班主任而没有固定的导师。我在北大政治系读研究生班的时候,成老师也不是我的导师。但是,他却是我在北大的第一位学业和人生的“导师”——我就是从他那里,通过学习感受到了历史学科的魅力,通过研究体验到了对专业的兴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学术与人生选择。

成老师虽出生于京城书香世家,但成长于乡村农家。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他,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乡村而在北大求学无助的学子们,有着天然的同情心和眷爱情。他曾在“文革”那个动乱时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却从未跟我们流露过任何的抱怨与不满,而总是以共产党人满满的正能量,激励和鼓舞我们青年人上进奋斗。他以自己满腔热忱的教学热情和勤奋求实的研究精神,吸引着许多北大历史系学子为之驻足献身。他更以自己真诚无私的帮扶、春风化雨般的说教、和颜悦色的人格,熏染着我们青春热血的1980年代新一辈。

在我们大学本科的毕业纪念册上,成老师手书的题词曰:“亦师亦友四春秋,读史方觉世忧忧。漫漫长路其修远,不到长城死不休。”这既是我们大学师生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最佳流露。作为本科生的“导师”,成老师是我来北大、在北大之幸,也是我离开北大十年之后最终回归北大之因。

2005年春天,40岁的我站到了北大讲台上。在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时候,不禁回想起20年前、同样40岁、也在讲授这门课程的成汉昌老师,记起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词,念天地之悠悠、独潸然而泪下……

“德不孤,必有邻。”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历史上,正是像成汉昌这样成千上万的老师们,传承着永恒的师德,为我们国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们是北大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值得我们永久感恩、纪念和弘扬。

个人小传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3 级中国史专业、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1987
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班,1989
年毕业后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5—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中华民国史专业博士生;1998—2000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2000
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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